通世智库：历史变迁中的医学前辈——忆父亲彭运煊

父亲彭运煊是我国最早的西医妇产科专家之一，是中国早期与美国医学界建立联系和友谊的中国医生。他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一生刚直不阿，正人君子，忠于职守，淡泊名利，表现了中国老一代旧知识分子的素养和气质。（作者：彭子商；来源：通世智库；编撰：张小青）
他用精湛的医术普惠民众，救治了不少患者；他用丰厚的理论知识和扎实的临床实践，培养了桃李满天下的学生；他亲手将“宽仁医院”这个教会医院顺利交接到人民政府手中，使其发展成为人民服务的新型医院。
无论是做医院院长，还是做学校校长，父亲勘为兢兢业业，他为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父亲近60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不公正对待，几经磨难和屈辱。平反后仍然一如既往的想着要为国家多做事情。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历史命运。
追忆父亲的印迹，缅怀父亲的精神，再现历史的真实与厚重，是我的愿望和责任。

父亲彭运煊

在宏伟庄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我久久凝视着一张有些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注释：重庆大轰炸，流动手术队从白市驿救护归来。照片上一位身着中山服的瘦高男子，拎着手术设备箱，表情坚毅，在人群中格外突出，他就是当时重庆宽仁医院年轻的妇外科医生，我的父亲彭运煊。看着照片，父亲从医的艰辛道路涌现眼前。

重庆大轰炸，流动手术队从白市驿救护归来

1928年，父亲考入位于成都的“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这是当时中国顶尖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是旧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和先进技术的窗口。父亲在华西攻读医学博士8年。当时医学博士是学制最长的专业，内容浩瀚，用英文教学，不少学生中途辍学，自始而终者寥寥无几。
他们那一届最后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穿上博士服照相的只有七人，父亲是唯一的男性，人称“七君子”。

1936年7月，彭运煊（左一），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专业毕业留影

由于艰苦的学习，父亲患上了肺结核，当时还没有异烟肼抗结核病药，他坚持洗冷水澡和运动锻炼，凭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最终完成了学业，成为中国早期受到正规系统西方医学教育的西医博士。
50年代的重庆，在嘉陵江畔临江门的江边山顶上，矗立着一栋西式楼房，宽阔的石梯，青色的砖墙，粗大的圆柱，弧形顶的宽大楼门。院中有枝叶繁茂的黄桷树，还有临江城墙边年年飘香的洋槐花，在临江门古旧的吊脚楼建筑群里，显得格外别致和洋气。这就是“私立重庆宽仁医院”的旧址。
这栋历史的建筑，现在已经被一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群取代，“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醒目大字，见证了时光的荏苒，历史的变迁。
1891年重庆开埠后，一位名叫马加里（Janne.Macteny.H）的美国人来到重庆戴家巷。他是当时“美国教会”的中华基督教派的传教士，他与另一位英国传教士共同在戴家巷创建了重庆第一座西医医院，取名ChUng king General Hospital，中文翻译为“私立重庆宽仁医院”。
这是当时西南地区开设的第一家西医医院。医院开业时设有门诊部、住院部，此后又相继开设了专治妇科疾病和儿童疾病的女医院，以及主治男性内外科的男医院，后来男女医院合并，再后来发展成为“陪都”设备最齐全，医护力量最强的西医院。
这所教会医院开办的初衷主要是以医学为媒介，通过人道、慈善的方式传播基督教思想，但宽仁医院以宽厚仁爱、治病救人的精神救治了不少普通民众，医院不仅开启了中国西部西医科学发展的先河，也赢得了重庆普通老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我父亲从华西毕业后被聘任到宽仁医院任住院医师，主治外科、妇产科疾病。父亲还是一位男性的妇产科大夫，这在封建的旧中国，只有在教会医院才有可能。

1947年，彭运煊（前排左一）任重庆宽仁医院妇产科主任

父亲秉承了宽仁医院仁慈博爱的精神，用他的手术刀挽救了不少普通病人的生命。特别在妇产科，父亲为许多妇女患者做过手术，亲手迎接了许多新生命来到世界。父亲曾说，“我已经记不清为多少人接过生，我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做爸爸妈妈，又在生孩子了”。许多当年在重庆宽仁医院出生的人对这位妇产科专家都满怀感激之情。父亲用他精湛的医疗技术和崇高的职业道德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的“陪都”，受到日军飞机长达数年的猛烈轰炸，这就是有名的“重庆大轰炸”。大轰炸期间宽仁医院组织了急救队，手术队和医疗队三支队伍，开展救护伤员的工作。父亲参加了医院的流动手术队，经常去轰炸现场收治被空袭炸伤的民众。在凄厉的警报声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他与医院同仁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于硝烟战火中，日以继夜为伤员进行手术。
一次，一名腿部严重炸伤的司机面临截肢，父亲力排众议，施行修复手术，最后保全了伤员的肢体；一次他正在给一位急性阑尾炎病人做手术，突然空袭警报拉响，他沉着冷静地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手术，再将病人送入防空洞......在战争年代的非常时期，父亲不畏风险，救死扶伤，体现了一位中国大夫的奉献与崇高。
1949年新中国成立，解放军进军大西南，重庆解放前夕社会动荡，宽仁医院的外籍医生纷纷回国，医院陷入停顿困境。危难之际，时任妇产科主任的父亲被医院同仁一致推举为代理院长，成为宽仁医院历史上的最后一任院长。
新中国成立初年，四川分为川东、川西、川北、川南四个行署，由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管理，邓小平时任军政委员会政委。经过医院与政府双方的共同努力，父亲代表医院与川东行署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改“私立重庆宽仁医院”为“川东协办宽仁医院”，父亲担任院长。
同年年底，重庆市军管会正式接收医院。1951年1月15日成立“川东医院”，父亲任院长。1953年，医院更名为“四川省川东人民医院”，属四川省卫生厅领导。1955年医院交由重庆市卫生局领导，同年更名为“重庆市第四人民医院”，父亲继续担任院长。

1950年宽仁医院董事会代表和院长彭运煊致川东行署闫主任关于洽谈医院接管事宜的涵

宽仁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后，一改解放前为教友、士绅、商贾服务的方向，将医院重心转向为人民大众服务。医院地处市中心，病人多，病种复杂，很适合发展成为多科室多领域的综合性大医院。为此，父亲通过自己在医学界多年医德医术的积淀，得到华西校友和学术界一些领军人物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很快医院增设了科室，增添了设备，引进了人才，医院的业务规模，医疗水平，社会声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提高。
父亲主持医院工作后，取消了以前教会医院举行的传道、礼拜、唱诗等宗教活动，开办扫盲班提高工友文化，整治环境清洁卫生；医院还开办了职工食堂，图书馆，俱乐部。每晚医院礼堂书声朗朗，一派新气象。每年第七军医大学生来院实习，举办的联谊舞会是大家最兴奋的时候。舞会在球场举行，灯光明亮，地面洒满滑石粉，木桶装满热咖啡，实习学生和医院的职工一起翩翩起舞，热闹非凡。
川东医院成立，父亲主持医院工作，是自“宽仁医院”建院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医院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父亲出任川东医院院长的委任状，是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亲自签署的。
抗美援朝时期，父亲代表重庆医学界，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讲话。为支援志愿军买飞机大炮，父亲捐出了部分积蓄和结婚时留下的金戒指。他挑选出医院优秀的医护人员，组建了赴朝医疗队，积极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归来后，父亲组织全院职工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聆听医疗队讲述在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救治志愿军战士的事迹，使全院职工受到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由于父亲为宽仁医院的成功接管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受到人民政府的关心和奖励。1951年，父亲当选川东行署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连续当选重庆市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人民代表。建国初期，重庆每年都要举行国庆群众游行，我清楚的记得父亲每次都身着笔挺的西装，胸前佩戴红色的国庆观礼证，前往解放碑参加国庆观礼。
父亲一生克勤克俭，生活朴素，不嗜烟酒。他爱听新闻，书柜里放满马列原著和英文书籍。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和华生牌电扇。文革期间，学校造反派来我家抄家，一无所获，抄走的最“值钱”的东西是父亲穿了多年的一件旧短大衣。父亲对子女教育以身表率，要求严格。我们6姊妹有4个考上大学。父亲也希望子女中能有人继承他的医学事业，当他得知我大哥考上第七军医大学时，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也难掩兴奋。他反复看着录取通知书，问我大哥学医是为什么，我大哥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父亲满意的笑了。父亲还专门去商店买了一支金星钢笔给大哥，嘱咐他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一名人民的好医生。
1989年父亲被检查出癌症，他一直住在条件较差的卫校附属医院，从不提任何要求。临终前他对大哥说：“这辈子我的子女都能为国家做事，没有一个学坏，我很满足了”。父亲反复说，“丧事要从简，不要提要求，烧了就算了”。父亲于1989年12月3日去世，走完了他从事医学事业的一生，享年81岁。
父亲的墓地设在他生前最喜爱的地方，抗战时他救助伤员的歌乐山。父亲墓前石碑上，篆刻着《诗经》“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题词，表达了后辈们对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的敬仰和学习。
父亲一生经历了民国时期、抗战时期、建国时期、文革时期，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父亲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历史命运。“画梅留刚直，悬竹志春辉”，这是悬挂在彭氏宗祠大堂横匾上的题词，父亲的一生，正是这副题词的写照。（作者：彭子商；来源：通世智库；编撰：张小青）

作者近照

作者：彭子商，退休前任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公司部总经理。